事实总是能给人以好教训。
说起来就记得。两年之前的2010年，“蒜你狠”“豆你玩”“辣翻天”……横空出世，以蔬菜为代表的农副产品蓦然兴起一波涨价潮，一时间怨声载道：“喝不起绿豆汤了”“吃不起蔬菜了”。
当时舆论的矛头所向，直指中间商——他们囤积居奇恶意炒作，直指流通行业——繁多的流通环节导致成本高企，进而推升了蔬菜价格。譬如说，从田间地头到百姓餐桌，流通环节是怎样的多而杂，每一个环节是怎样的层层加码，“最后一公里”又是如何让菜价实现“飞跃”等等，言之凿凿。
这气势汹汹的质问其实文不对题，经不起推敲的。倘若说菜价的快速上涨源自流通环节多，为什么同样多的流通环节，以前的菜价是低的？然而，这舆论是有力的。因为从现实来看，它为众多的人们所接受。
既然蔬菜价格的快速上涨，缘于流通环节多，对症下药，因应之道自然是减少流通环节。循此思路，各地纷纷开始力推“农超对接”“蔬菜直供社区”“蔬菜直供菜场”之类的产销直接对接举措。上海也不例外。
在政府部门的强力推动下，2010年年底至2011年年初，上海开始试点在社区和菜场设立“蔬菜直供点”，由蔬菜生产企业直接在社区和菜场开设摊位和柜台，田头采摘的蔬菜由此绕开了中间商，直接与市民“面对面”。
蔬菜直供，减少了流通环节，生产者和消费者由此而绕开了那个可恶的中间商，不再受其“盘剥”。无论从哪种角度看，都是“看上去很美”。按理说，如此大快人心，而且据说多方得利的举措，发展起来应当蓬蓬勃勃罢。然而现实却令人尴尬。
本地电视台最新的报道说，蔬菜产销直供一年多以来，最大的蔬菜直供生产企业“都市菜园”在社区和菜场的直供点，从鼎盛时期的100多家锐减至一半以下，而首批试点的杨浦区，50多个直供点目前只剩下1/3还在苦苦支撑。
这似乎出人意料之外。蔬菜直供减少了流通环节，降低了成本，何以会做不下去？回答是，流通成本是减少了，但其他的成本上来了。
举例说罢，“都市菜园”设在闸北一社区内的一个蔬菜直供点，每星期一、三、五营业，每一个月运作15天。运作的成本主要是两项，人工成本和物流成本。人工成本：2名销售员的工资3000元，一名志愿者的报酬585元；物流成本：5辆配送车每天成本支出600元，15天总计9000元。除了上述的费用，另一大成本支出是运输途中20%～30%的蔬菜损耗。
菜场直供点的遭遇如出一辙。“都市菜园”在杨浦区一菜场的直供点，虽然政府补贴免去了一半的摊位费，但入不敷出。为了弥补损失，该直供点的一半摊位卖起了半成品——它自己也做起了中间商，从别处批发来半成品，然后零售给市民。
而在同一家菜场，来自启东的一家蔬菜合作社也在这里设立了直供点，其经营状况的好坏从老板的那张苦瓜脸一望而知。
蔬菜直供的困境是显而易见的。从表象上看，蔬菜直供虽然减少了流通环节的费用，但人工和物流成本以及蔬菜的损耗却增加了，而且后者的上升大于前者的下降，从而难以为继。
而从实质上说，所谓的蔬菜直供，其实是由蔬菜生产企业囊括从田间到餐桌——种植、运输以及终端销售这一过程的所有环节。这一做法，恰恰与现代社会分工合作专业化发展趋势背道而驰。蔬菜直供整体运作的成本上升，正是由此而来。
没有人不同意，人类社会有今日之成就，分工合作“功莫大焉”。从经济学上，每一个人专业化生产然后交换，相比每一个人自给自足，社会的整体利益不知道要提升N次方。这其中的一个关键，是专业化生产会使得成本大跌。
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一开头就提到了一个小型制针厂。这个厂雇佣了10个工人，每天可以制造出12磅针，大约在四万八千个针以上，也就是平均每人每天可以制造四千八百个针。亚当斯密认为，一个没有经过训练的人一天制造一个针也不容易。分工合作的利益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如此大的产量，其费用分摊下来，每一个针的成本自然为之大降。
专业化生产为什么会导致成本大降？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是一个人独自生产，与几个人分工合作生产，生产方式方法往往不同。不同的生产方式方法，其成本是不同的。一般而言，专业分工的可选择的生产方式方法较多，人们往往可以选择成本更低的生产方式方法；
其二是专业分工，每一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比较成本优势从事最擅长的工作，其生产成本较低；
其三是每一个人专注于某一工作，天长日久自然熟能生巧，比较成本优势进一步加剧和巩固，效率提升，成本为之下降；其四是长时间专注于某一工作，这方面的知识不断积累，容易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改进，推动了技术的革新和创造。
一项新技术的方面，往往能够带来生产成本的大幅下降。科技进步的伟力，生活在当下的人们大抵是感同身受的。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蔬菜生产企业善于种植，物流企业长于运输和存储，个体菜贩则精于终端零售。各司其职，分工合作，扬长避短，社会的整体利益才有可能极大化。蔬菜直供则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
没有疑问，在货物运输和冷藏保鲜技术上，蔬菜生产企业比不过物流企业；在对市场需求变化的洞察，对蔬菜品种数量的配置以及与消费者讨价还价的能力上，蔬菜生产企业比不过个体菜贩。
生产企业跨入物流和终端零售，最终从中获得的收入，不及为此付出代价。这是事所必至的：以己之所短，较人之所长，焉能不败下阵来。
在经济学看来，这世上的每一个人自私自利。既然自私自利，必然时时刻刻想着自身利益的极大化。蔬菜流通自然也不例外，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都会想方设法将其中的每一个环节的运作成本降下来，降至降无可降。
为什么同一颗蔬菜从田头到餐桌，甲地需要经过四五个环节，乙地只需二三个环节，丙地方则可以实现“产销对接”？无他，因为在现有的局限条件下，这样的运作成本最低！那些看似“浪费”的费用支出，是无可避免的交易费用，除非某一年，某一月，某一天，局限条件发生了改变。
换言之，一家蔬菜生产企业一统种植、运输以及销售是一种制度安排，而将整个产业链条拆散，生产企业、物流企业以及零售商各自承担种植、运输以及销售的不同环节是另一种制度安排。后者之所以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并在实践中广泛实施，正是因为后者的运作成本远低于前者。
“……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夜读《史记·货殖列传》，不禁掩卷而叹。谁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今人必然胜古人？生活在两千年前的太史公，其见识之通达，是众多现代的人们所望尘莫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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