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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税收的效率:从富豪移民潮说起  

2013-01-20 18:32:33|  分类: 时事评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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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劫富济贫,向来被认为是“替天行道”,是侠义之举,为民众所普遍拥护和支持,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对富人打家劫舍后,将钱财分发于穷人,是古代绿林好汉劫富济贫的方式,做派是豪放的。

现代法制社会当然没有这么“简单粗暴”,方式婉约得多。最为常见的,是对富人征税,征收比一般人更重的税。“静悄悄地缩小财富不平等的路径是对财富在某个水准以下的人免税,并随着财产的增加而提高税率。”托马斯·杰斐逊曾经这么说。显而易见,在人们的心目中,税收是劫富济贫的“现代侠士”。

税收既然被认为具有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之功效,在道义上又属于“政治正确”,则当社会出现贫富差距扩大、政府财政赤字加剧之时,向富人征税、加税,往往成为一种政府常规的选择。

譬如说,在当下,深陷财政赤字危机的欧美不少发达国家纷纷加大了对有钱人的征税力度,开征所谓的“富人税”。其中动静闹得最大的,则非法国莫属。

在西方诸国中,法国以高税负著称。而去年左翼领导人奥朗德入主爱舍丽宫之后,在秉持传统的基础上有进一步的发展,其“拯救法国”的良策之一,便是开征“富人税”。

这也是在预期之中的。因为奥朗德在角逐总统宝座时便公开承诺,未来两年内对年收入超过100万欧元的个人征收最高税率为75%的所得税。去年9月,奥朗德政府把相关措施写进了2013年财政预算案。按照方案,最高一档所得税税率从46.7%提高至75%。

不过,这一法案在年底被法国宪法委员会裁决违宪。尽管如此,奥朗德政府并不决定罢手,表示将针对宪法委员会的批评进行调整,重新推出修订提案。可以推断,“富人税”作为奥朗德的重要政策,不会轻易放弃。富人税法案会在未来的日子里改头换面后被推出。

尽管“富人税”的靴子尚未最终落地,但其效应,已经“昭昭然也”。在奥朗德政府公布了2013年财政预算草案之后,“跑路”便成了法国高收入人群的共同选择。

作为这一潮流的“典型代表”,法国奢侈品巨头路易威登(LV)的首席执行官贝尔纳·阿尔诺申请加入比利时国籍,大鼻子情圣德帕尔迪厄加入俄罗斯国籍事件被披露之后,一时间均遭遇了全球性的“围观”,由此也将法国富豪为逃避“富人税”而跑路的内幕曝光于大庭广众。

借用法国《世界报》的话说,“200年前法国贵族逃离祖国是因为断头台,现在他们逃离的是法国的税收。”

因为恐惧高额税率而逃跑的不仅仅是法国富豪。那些放出风声要开征“富人税”的国度,无一例外地上演了富豪“胜利大逃亡”的一幕。

德国明镜周刊报道说,近年来美国、法国、德国等欧美国家都出现了富豪因为不堪高额个税放弃国籍的新潮流。据统计,近期有4500多名法国人、4200名德国人、1920名芬兰人、1880名意大利人获得了俄罗斯国籍。这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资产超过千万美元的富豪。明镜周刊将这些因为避税而逃离祖国的富豪戏称为“税收难民”。

称之为“税收难民”也罢,命之为富豪“大逃亡”也罢,名之曰富豪“移民潮”也罢,这一现象的出现,明白无误地是对所谓“富人税”的回击。其战略战术的核心,其实就是国人常说的“惹不起,躲得起”。

这回击看似消极,却是有力的:开征“富人税”的目的,是为了从这些富豪身上拿到更多的税收,但这些富豪被逼之下选择“跑路”之后,却连原有的税收都收不到了!

“富人税”的手段与目的之间,愿望与结果之间,南辕北辙背道而驰,貌似相成而实相反:播下龙种,收获跳蚤,得不偿失甚至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这是一个“无言的结局”。

是流行的为大众所广泛接受的观念:税收是有效的再分配的手段,它能够调节收入分配、能够缩小差距。这观念根深蒂固,而常常在实践中运用。但理论和事实都证明,这其实是一厢情愿。

想要通过税收来调节收入分配,从有钱人那里征收到更多税收,不容易做到而且可能适得其反。原因有二:

其一是富人有钱,他能够雇佣专业的人才,穷尽一切可能进行避税。英国《泰晤士报》去年6月曾推出《富人避税秘密》的系列调查文章,报道富人逃税偷税或避税的方法,那方法,可谓极尽想象之能力。

譬如说,有一名富豪常常在晚上搭机飞离英国领空,过了午夜之后,再回到英国机场降落。英国现行税法规定,每年在英国居住的时间不超过90天的话就不用缴税;而剩下的275天里,只要午夜前不在英国也可以不用缴税。

前一段时间,台湾的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也感叹,台湾富人有太多合法避税的选择。其二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直接跑路,移民至税率较低的国家。那些欲开征“富人税”的国度出现的富豪“大逃亡”,是直观的事实验证。

问题的枢纽在这里:税收不是“指哪打哪”,指向谁,负担就会落在其头上。因为征收的对象会“逃跑”。合理避税是一种“逃跑”,移民国外更是一种“逃跑”,因为这种“逃跑”的存在,不仅会直接导致资源的使用的转变,而且导致税收的落空。

一百多年前,美国的乔治·亨利在其《进步与贫穷》中,曾经提出单抽土地税的建议——政府所有的收入都应该来自土地税,认为这是唯一有效率而且公正的税收制度。这一观点至今为许多人津津乐道,其关键点,就在于土地不像人或者其他资源,不会“逃跑”!

但其实,土地有不同的用途,不同税收的存在,会扭曲人们对土地改良的激励,也会影响到人们对土地不同用途的选择。倘若税收过高,人们可能任其撂荒而不顾。

从经济发展而言,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地区,加税从来不是一个好选项。税收负担的增加,对人们创造财富、积累财富的积极性是一个负面的激励。既然创造出来财富越多,被政府拿去的越多,人们当然没有从事生产的积极性,宁可将财富吃光花尽,也不会愿意投资创业。

在一个开放经济体中,外来的人才和资本会对此望而却步,而里面的人才和资本则会不断外逃。最终的结果,即便是在短期内获取了更多的税收,却对经济发展造成了致命的伤害。自然,未来的财政收入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然而,政府的存在,是经济发展所必须。政府的存在,必然需要税收的支撑。那么,对经济发展而言,怎样的税收制度是最有效率的?

从经济学上看,和市场一样,政府是一种制度安排,人们之所以选择政府,是因为其能够提供市场所不能提供的服务。人们享受了这种服务,就应该付费。这种费用,就是人们租用政府提供的服务的“租金”。这和市场上购买任何一种物品必须支付价钱,是同样的一个道理。

而众所周知,市价是唯一没有租值消散也就是唯有效率的竞争准则。由此,税收的效率定律一目了然:越接近“租”的税,是越有效率的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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